有罪的人多得很，那个时代，有个“罪人”叫徐祥。这个人是侯平发过去的战友，解放前当过两天土匪，后被解放军俘虏，参加了革命队伍，五零年，随部抗美援朝，荣立过战功。转业后，他跟妻子一起，当了乡村小学教师。仅仅因为和同校的一个教师闹矛盾，那教师就吓唬他，说：“你当过土匪，有历史问题，县里要逮你。”恰恰县里的中学有红卫兵来这所小学搞运动，找他调查。徐祥自认为要抓他，绝望了，两口子商量共生死。他们洗了澡，把门窗关上，做了爱，吃了安眠药，静静地躺在床上等死，许久死不了。徐祥只好拿起菜刀，把自己的老婆砍死，然后躺在血浆浸泡的老婆身边，用刀把自己手腕上的动脉割破，血流了一大滩，还是死不了。血人的他挣扎着去触电，电灯头“噗——”地把他弹到墙边，“天啊，咋个连死都这么难、难啊！生生死死造孽呀！”他哭喊着一头栽到墙角的水缸里，终于在血水中极度恐惧，窒息而死，留下三个无依无靠的儿女，受尽欺凌。
受欺凌的还有一个姓郭的12岁小姑娘，她家住在侯明明家坎下的顺河城墙上。白天，侯明明还和她一起到离城15里地的水文站上面的大崖边捡柴。下午，小姑娘背着捆丫丫柴回家，边走边欢快地唱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”，进了家门，她看到自己当搬运工的爸爸虑妈妈被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毒打，五花大绑抓走，恐惧已极。不一会儿，正在厨房给病中的奶奶烧火熬药的她，见又一泼穿着黄军装，胸佩毛主席像章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来抄家，要她交出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变天帐，没有承受能力的她害怕了，乘红卫兵围在床前斗奶奶的时候，悄悄端了根高板凳在厨房角落，爬上去站在板凳上，挂了一根捆柴的绳子在梁上，头伸进绳圈，蹬掉板凳，悬梁自尽了。她七十高龄的奶奶见状，悲愤不已，一头撞在墙上，头破血流，跟着孙女去阴间了。
祖孙两人的尸体，头盖了张草纸，躺在卸下的烂门板上，被停在家门口，没有亲人来安埋。路人害怕，避而走之。身为市管会主任的侯平发，冒着风险，叫人来安葬。他对大家说，“死人有啥子怕头嘛？现在死人多得很。有红卫兵，阶级敌人就会死。前段时间，我出差到北京，天天见死人。一天早上，我在西长安街，见上万的红卫兵围困中南海，要揪斗刘少奇，警卫部队挡都挡不住。从前门到天坛公园，沿路都是红卫兵抄家，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走资派遭了不说，成分不好的家庭，就连啥子做买卖的，都被安上资本家的帽子，一个都跑不脱。到处都在噼噼啪啪响，砸瓷器、匾牌，到处都在冒火冒烟，烧古书、戏装。中午在前门的大栅栏，见游街的人一串又一串，这些戴高帽、挂黑牌、剃阴阳头的男女，被红卫兵押着，边游边敲锣，‘当——’我是牛鬼蛇神，我有罪，罪该万死，‘当当——’。在烈日的暴晒下，有些人走着走着，昏倒在地上，当即被红卫兵拿皮带抽打致死，还说他们装死，逃避运动。下午我到了珠市口，看到一间平方门前跪了一排人，邻居说，老的有八十多岁，小的有五、六岁，他们一家是推着小车在街上做烧鸡买卖的，红卫兵在他们家的夹墙里搜到了赚劳动人民的血汗钱，铁证如山，罪责难逃。当家的和老爷子居然想抢回红卫兵从自家墙里面搜出来的钱，后果可想而知，全家跟着遭殃，跟着倒霉。全家老小三代男女八口人，遭一大群红卫兵斗争后，个个头顶尿罐，嘴巴叼着破胶鞋，跪在街沿上不准动，动了，就遭红卫兵一阵毒打。跪了半天，挺不住了，一会儿，暴雨来了，这一家八口人，一身尿一身屎，先后栽倒在水花花的雨地上，被红卫兵一个个活活打死。八具尸体扔在街边，堆成一堆，路人敢怒不敢言。红卫兵说，‘要扫除一切害人虫，全无敌。’”
红卫兵血沃中华。
红卫兵何方神圣？
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5月出现于北京少数几个中学，最早的成员以中高级军官、中高级干部的子弟为主。清华附中的学生5月29日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，这也是全国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。6月24日，他们贴出了类似宣言的大字报——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》，宣称："我们说，要在'用'字上狠下功夫，就是说，主要在'造反'二字上下功夫。8月1日，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，提倡“对反动派造反有理”，向他们表示“热烈的支持”。由此，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。思想红卫兵高呼“造反有理”的口号，揪斗“牛鬼蛇神”和“走资派”，到处播撒文革的“火种”。为了使文革的“火种”星火燎原，燃遍全国，在北京天安门八次接见全国各地上千万的红卫兵。
第一次，1966年8月18日上午7时半以后整整6个多小时，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市百万造反派群众与红卫兵小将。
1966年8月31日下午5点40分，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，第二次接见了外地到北京的红卫兵大约50万人。中央决定，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，分期分批到北京来，支持他们进行大串连。如此一来，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学，都成了临时旅馆。以后，机关单位也都腾出房子让给“毛主席的客人”包吃包住。
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是在1966年9月15日下午5点15分到8点15分。
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是在10月1日国庆节，接见了150万人。采取了通常的群众游行，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。
第五次——10月18日的接见不再是群众游行，而是在中午时分，两列队伍绵延在50华里的长安街上席地而坐，等着领袖乘车检阅。据参加这次接见的红卫兵说:那一次他们是头天晚上接到消息的，每个人领到了四个煮鸡蛋、四两红烧肉块和半斤馒头。
11月3日第六次接见是先开大会，后游行。参加接见的红卫兵都由接待站组织进行了两天军训，操练队列。上午10点左右，会场响起了《东方红》的庄严歌声，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。接着，林彪向红卫兵发表讲话，再接着，大约200万红卫兵由东向西开始接受毛主席的检阅。
11月11日的第七次检阅是个新花样，领袖不再坐车，而是由群众坐车。全国各地的60多万红卫兵分乘6000多辆卡车，通过了天安门。车队长达30多里地。车队全部过完以后，30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，然后毛主席乘车检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150万红卫兵。
最后一次——第八次，11月25日和11月26日合起来，接见的红卫兵达200多万人。
北京各处为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设立上万个“接待站”，每批一般住十几天二十几天，等候毛主席接见。从8月18日第一次，到11月26日最后一次，共接待1300万人次。以每批平均20天计算，共吃了8万万顿饭菜，大约耗费20万吨粮食，其他油、肉、蛋、菜难以估计。每次接见完马上庆祝，红卫兵每人两个白面馒头，一碗猪肉粉条豆角。负责接待的同志发表感想:“本来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够激动了，这一吃猪肉粉条就更激动了，说在老家过年才吃肉呢！”
这样不计工本的大招待，真是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“大造反”节日盛宴。
伟大领袖每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，踩烂的手表每次都有好几十块,据说还有不少金条，估计都是红卫兵造反派抢夺后随身携带的。……集中在广场附近中山公园里堆着一座小山一般的衣物，那衣物山里，还有手表、钢笔、钱票等，足可以开个世界上最大型的遗失物品展览会了。
8次接见数千万红卫兵，带来的是全国停课停产，千万人大串联。小将们于1966年8月开始大串联，从首都北京始发的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”，至全国停课、停产串联的人数，很快地发展到以千万计。当年9月5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出通知，号召全国性的大串连。
据亲历者回忆:“9月初，报纸上广播里公布了中央通知:全国实行革命大串联，火车汽车一律对红卫兵免费，白坐不要钱。还到处办红卫兵接待站，管吃管住，都不要钱。不光不要钱，红卫兵有什么急需还可以借钱，凭红卫兵证件就行。让全中国上千万的红卫兵白吃白住白坐车，这得有多大气魄！除了咱毛主席，谁能想得出这个！”
在这一年期间，各地红卫兵首先奔向北京“取经”，然后从北京周游全国，到处造反！交通费（坐火车、汽车、轮船）不要钱、到各地一般由“党政军机关”和居委会招待，吃饭不要钱。据北京市某基层干部回忆:“接待站不光管住，还管饭。钱和粮票都是上级拨下来的，居委会几个妇女做饭。开饭就在院子里，那时粮食按定量供应，馒头、窝头加一碗菜:豆角或冬瓜或洋白菜，还有红烧肉、煮鸡蛋。
至于由各地招待所（内部）和宾馆、餐厅负责招待的高干子弟，那食宿待遇就更加高级了。红卫兵被奉为“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小客人”，谁敢得罪呀？！
闹腾了一年，到1967年8月，毛主席发出新的战略部署，又号召“就地闹革命”，红卫兵大串联活动才基本告一段落。各地几千万红卫兵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物力、财力，更造成全国性的动乱。动乱的红卫兵于68年在毛主席一声令下，奔赴农村边疆后，四川内江一中、七中红卫兵奔赴云南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劳动，在一个姓陈的同学带领下，成立国际红卫兵，分设越南支队，缅甸支队，泰国支队，柬埔寨支队，老挝支队，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国际。陈同学出境，到缅甸，任红卫兵缅甸支队头目。几年后，该同学入缅甸籍，担任了缅共战区司令官。
动乱的红卫兵引出了动乱的造反派，全国一片大动乱，就连西南一隅的小小的屏山，也乱得乌七八糟。
世界是个万花筒，变化无常。中国风云变幻，一切乱了套，黑白颠倒，混淆是非。人们分不清你我了，人们在激动，在疯狂。你只要戴一个红套套，扯丈红布，做杆旗子，大声呼喊：我来了！喝令三山五岳开道，老子是红卫兵，老子是革命者，就可以造反，冲冲杀杀。你对哪个人不满意，随便给他安个罪名，贴上他的大字报，就可以斗他、斗死他。男人、女人、年轻人、老年人，你斗我，我斗你，大家斗一窝。昨天你是座上宾，今天，你就是阶下囚。学生娃娃，读什么书哟。你只要不高兴，书不念，还可以打老师，打校长；学校里呆厌烦了，外出散心大串联，坐车赶船不买票，吃喝玩乐不要钱；逢县吃县，逢州吃州，犹如孙猴子降临，想啥有啥，要啥有啥。文革文革，发财发财，运动运动，妙哉妙哉。
古城屏山，花样百出。文革运动，汹涌澎湃。这边响起呐喊声，那边又响起枪炮声。造反派2月份被保守组织——红色派镇压了后，5月份在中央文革的“红十条”支持下，咸鱼翻身。高超一伙手拿“红十条”的令牌，把自己的红色造反司令部，改成红旗造反司令部，向由众多机关党团员组成的红色派——红色造反兵团展开了反击。他们采用攻心战，照样用辩论的方式，把红色派的头头脑脑全部弄来街上和走资派一起站高板凳亮相，强制“消毒”，触及灵魂羞辱，瓦解其斗争意志，压服其反抗心理。直至其整个组织土崩瓦解，烟消云散。造反派弹冠相庆，在屏山的牌桌上成了清一色。为了瓜分胜利果实和获取更大的利益，造反派内部又分裂出造反派，派中派，你争我斗，互相倾轧。双方招兵买马，扩充实力。小小的干部侯平发因有扛过枪的经历，自然成了造反派中的各派拉拢的对象。县里造反派头头、原本单位职工高超带着一个军人模样的青年人来了，来到了侯平发在屏中对面的家。
高超是个65年的军队转业干部。分在市管会，跟着侯平发管理市场。小伙子头脑灵活，虚心好学，工作肯干，深得侯平发欣赏。第二年的除夕之夜，侯平发到单位值班，见他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学习毛著，大受感动，积极向上级部门推荐，作为典型来培养。不久，文革开始，高超看准风向，率先举旗造反，大闹县委，当上了县红司勤务组2号勤务员，由一个小干部变成了一个“高超”的造反司令。此时，身披军大衣的他，介绍带来的人，“姓胡，胡川，武装支泸集训队队长，跟我一样，当兵出身，我们是一个连队的战友，好兄弟，转业不久的部队干部。听胡队长说，你们早就是老相识啦，他在中都读小学，姚老师教过他。2月黑风的时候，我被打成反革命，遭抓的时候，胡队长挺身救我受牵连，躲到你家里，你救了他。大家都晓得，说你老侯对头，讲义气。”
“高帽子就不要戴了，小高，不，高司令，有啥子话直说。”侯平发直言直语，“有啥子事情要办？”
“这次来，跟前两次一样，就是要请你老侯出山。”高超拍着侯平发的肩，诚恳地说：“老侯哇，我们都是革命同志，你过去又是我的老领导，老关系了。现在，阶级斗争这样激烈，泸州局势非常紧张，全宜宾地区18个县、市，都在声援泸州，消灭“红联站”。象你这样有战斗经验的同志，不能优哉游哉了。要站出来，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，拿起枪，保卫毛主席，保卫中央文革。机关勤务组的同志们都这样认为，你这样做，你这个市管会主任就不会受到群众的冲击。不然，我们就不好向群众交待，不好为你说话。那打倒你的标语、大字报就会贴出来，牛棚的门也是敞开的……要知道，眼下整倒一个人容易得很，帽子有的是。制定宪法的国家主席刘少奇、开国元勋贺龙、彭德怀不是一个个说倒就倒了吗？”
侯平发自知不能与那些看国元勋相比，但他心里清楚不合作的结果，为了自己，为了全家老少，他答应参加武装支泸集训队。胡队长拉着他的手，高兴地说：“集训队组织军事化，行动战斗化，思想革命化，领导一元化。老侯，你打过仗，来队上就可以当机枪手，打机枪过瘾。”
多年没摸枪了，枪触动了侯平发的神经，说起枪他就兴奋。但是，他参加武装支泸集训队，遭到了妻子的坚决反对，“动刀动枪，子弹不认人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……”妻子的话是有道理的。侯平发的父亲侯献成就是被乱枪打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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